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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新闻周刊》为什么非得是彭州-墙外楼

  当初奋力争来的一个项目,在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三百多亿元的投资业绩,并让中间参与项目的各种乙方赚钱之后,现在却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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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投运,正在调试中的石化基地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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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中的排污口氧化塘。石化基地的排水进入这里做最后的处理后,排入沱江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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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度雾霾中的四川石化基地一部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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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1月11日,在彭州市政府行政中心C座四楼会议室召开的1000万吨炼油项目公众听证会现场,专家告诉参会民众,石化项目采用最先进的环保手段,不会造成污染。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 | 成都、北京报道

  在8年前的某一天,原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分管规划环评的牟广丰带着一群专家来到四川省成都市北的彭州市,对四川石化基地的场址进行考查。那时候的沱江上游小石河畔,还是一片原生态的乡村。

  “我一看那地方,怎么能建化工厂呢?”2013年1月,牟广丰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这不是开玩笑吗。一是怎么能建在江河源头啊?二是怎么能建在河滩地里呢,那得付出多大成本啊!”

  “沱江上游零公里!”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原总工程师毛文勇也摇摇头。事隔多年以后,毛文勇仍如梗在喉:“那是天府之国啊!”

  如今,这个项目似乎面临骑虎难下的局面。

  彭州大石化缘起

  在四川彭州,为何要建一个大型石油化工基地?

  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早在1988年,四川省委、省政府立足四川西部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作出原油入川、建设四川乙烯及炼油工程的决策,以此填补四川和西南地区乙烯和炼油工业的空白,使西南地区工业结构得以转型和升级。

  1991年9月,原国家计委批准了“四川14万吨/年乙烯工程项目建议书”,后由于乙烯原料不落实和规模太小等问题,未能组织实施。

  “作为四川人民长期的夙愿”,四川省政府责成成都市为主继续研究,积极创造条件,四川省人大代表多次在全国人代会上提出建设大型石化项目的议案。四川石化项目曾分别被国家纳入“七五”、“八五”发展规划及“九五”、“十五”拟建项目计划。

  成都市地处岷江和沱江流域中上游,所在的成都平原腹地因都江堰而成“天府之国”,但因地处四面环山的盆地中,风少云多,污染物不易扩散。

  截至2013年,成都市已有1635万人口。因城市化、工业化突飞猛进,环境资源可承载力已达瓶颈。雾霾问题、水污染问题、功能性缺水等问题日益凸显。

  当时被选作化工项目备用地的那片河滩地,属于彭州市隆丰镇,恰好处于成都平原上游生态屏障的重要地带。一直以来,围绕它的主要争议集中体现在原国家环保总局的环评函[2007]1号文上。

  这份文件说:“(一)四川石化基地彭州场址位于成都北部冲洪积扇的扇顶地段,以透水性良好的沙砾卵石层为主,地下水位埋藏较浅,且地下水径流途径畅通,污染源容易扩散……(二)纳污水体沱江污染严重,目前已无环境容量……(三)该基地处于成都主城区的上风方位,场址所在地静风频率高,污染物稀释扩散能力较弱,大气环境容量有限……(四)基地拟建项目涉及‘中国水环境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中的17种污染物……”

  “那个时候大家还没有什么环境意识,直到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后,石化的环境问题才被重视起来。”中咨公司一位曾经手该项目的专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选址彭州有其历史原因,最早的由头是兰成渝成品油管线出口建在彭州,当时就考虑要在这里建乙烯项目。

  早在乙烯环评之前,大约2000年前后,中咨公司为四川石化项目做评估报告时,就邀请过原环保总局的专家提意见。那个时候,环保专家就对选址彭州表示过异议,四川省的一些领导也在会议上表示要“慎重选址”。

  然而,并没有太多人真正把这当成个严肃问题,某些部门觉得换地方要多花钱,“要为国资负责”,再加上彭州市为争取项目也下了大量功夫,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大量前期投入,不愿打破一些已经划分好的利益格局,所以到最后也一直没换选址。

  “弱势环保”的马后炮

  如果选址不合适,那怎么能过环评这一关呢?在环评把关的过程中,环保部门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2013年1月10日,在北京一非正式场合,本刊记者向环保部数位官员、专家询问:“明明是上风上水,后来怎么被论证成不是上风上水了呢?”

  环评司的一位官员立刻否认,“没这么说!没睁眼说瞎话!”其他几位专家也异口同声附和他的说法。不论是历次的环评报告,还是环保部门多次的审查报告、通知、批复中,从未讳言彭州选址位于彭州市和成都市城区次主导风上风向的事实,也从未否认这个地方位于沱江上游冲积扇顶段的事实。而沱江下游产业集中,人口密集,已经没有环境容量了。加上地下水的极度敏感性,客观上已经决定彭州这个选址“先天不足”,“不尽科学”。

  “我们后来在做成渝经济区战略环评的时候,说得很明确,岷江和沱江上游不适合建大型的石化基地—实际上就是对前面那个选址的否定,就是对彭州石化的否定。”环保部一位官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2010年底编制的《成渝经济区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报告》明确了彭州选址的不合理以及存在的风险,其中明确提出:“在沱江上游源头地区布局大型石化基地,发展石化产业带,不符合一般的布局原则,存在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隐患和风险。废水排放将导致自沱江上游源头区开始的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内的复合型水污染。液体化学物泄漏或废水事故性排放都会对水安全产生显著的影响。源头区总体上是区域地下水的补给区,化工区雨水径流携带可溶性污染物下渗,将对地下水产生长期累积性的影响。”

  但这一不具备任何强制效力的战略环评“马后炮”,已经落在石化基地的规划环评和1000万吨炼油项目的环评分别获批通过之后,甚至石化基地都已经开工建设到一半了。

  “你会从这些报告和批文中读出精神分裂来。”一位参与过彭州项目环评的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或者说,弱势而尴尬的环保部门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这也是为何说彭州石化的整个环评审批过程是“史上最严”的—而这也是地方政府积极强调的用语。

  他告诉本刊记者:“地方政府把过环评当成一场硬仗来打,地方官员带着‘政治任务’长年累月泡在北京,俗称‘跑项目’。你不管提什么条件,他们都大包大揽承诺能做到。不管你提出存在什么问题,政府都下文给政策措施,保证限期解决。只想先把批文拿到,完全不顾这些承诺有没有办法兑现。”

  在他看来,彭州石化最恶劣的示范效果在于:如果这样的选址都能建石化厂,那中国将没有地方不可以建,环评终究沦为为决策“编台词”的工具。

  论证阶段激烈争议

  2006年11月27日至29日,原环保总局环评司及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在成都主持召开第一次石化基地规划环评的技术评估会。

  也正在那几天,四川石化基地的配套市政工程,位于彭州的牡丹大道三标段和炼油-乙烯南路三标段工程开始面向全国公开招标。

  这次技术评估会,是规划环评前后5次评审中参与专家到会最齐的一次,也是争论相对激烈的一次。对那一版本的基地规划环评报告书,与会专家从地下水、地表水、大气、污防措施及总量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几乎全面的否定。最后的结论是“不足以支持该规划的环境可行性”。

  原环保总局基于这次技术评估,于2007年1月4日对石化基地的环评审批作出“暂缓”决定。

  “暂缓”通知下发几天之后,2007年1月11日,彭州市环保局在当地主持召开石化基地1000万吨炼油项目的环评听证会。在整个石化基地的规划环评尚未获得认可之前,炼油项目的环评报告编制工作依然稳步推进。

  成达工程公司副总工、四川乙烯项目组专家组成员陈文龙,和参与环评报告书编制的四川省环科院高工刘永琪等人,依旧按照已经被“打回”的规划环评报告书的相关内容,向参与听证会的公众代表作介绍。他们强调炼油项目对成都和彭州的重要性,描绘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好图景,介绍实际上跟最后版本相差甚远的项目概况,对高科技、高投入的环保措施作了保证。

  比如,对于军乐镇代表易正明提出的“炼油厂会不会污染地下水”的问题,刘永琪回答说,建设单位在严格的防渗措施基础上制定了防渗技术规范,“可以确保不造成地下水污染。”

  环评报告评审组成员,清华大学地下水专家刘翔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没有谁能作这样的保证,就是作了这种保证也是没用的。”

  他说,石化厂的污染物渗漏基本不可避免,现有的技术做不到十全十美,地下水污染之后也基本无法根治,“只是看可接受程度和防治的力度”而已。

  另一位评审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地下水专家王红旗在事隔6年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曾经口头上对这个地方地下水污染风险的严重性作过描述。这就好比是你头上顶着一盆水,或者说一盆尿,你说它不会漏,但一旦发生点什么问题,一旦漏了,就会淋湿你全身……”

  但在彭州市当天乃至后来的环评听证会上,没有任何专家向民众讲述这样的风险,也没有向公众透露环评报告附件里的《四川石化基地最大可信事故条件下紧急疏散方案》所描述的状况—当石化基地发生最大可信事故时,产生的苯、硫化氢等各种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风险影响范围最大可达21.2平方公里,需要紧急疏散人员可达13万多人,包括可使居民产生严重中毒(致死半致死半径内)的5.65万人。

  为什么不能换个地方

  原国家环保总局在下发“暂缓”通知时,明确提出要进行场址比选论证。换句话说,这也是变相提出“这个选址有些不合适,能不能换个地方?”

  但中石油四川石化公司和地方政府均不愿作出这种让步。在后来数次版本的报告被“打回”之后,依然通过不断地“上措施”、“承诺腾环境容量”等方式,为石化基地落地彭州制造理论支持。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得在彭州不可。”2013年2月28日,在成都市科学技术协会的会议室里,成都石化基地管理委员会投资服务处处长向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只知道是‘战略’需要。从环境角度考虑,另一备选场址金堂肯定优于彭州,但最后说彭州比金堂好是指:彭州+措施优于金堂。”

  成都石化基地管理委员会简称基地管委会,成立于2006年,是成都市政府派驻彭州的正厅级派出机构,负责石化基地的行政管理、各部门间的沟通协调、石化基地的招商引资等事务。

  向东告诉本刊记者,彭州作为石化基地的选址,并不由四川省或者成都市来做主,也不由中石油做主,不为环保部的更换建议而改变,更轮不到县一级的彭州来决定。而他所了解到的中石油四川石化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员,都表达过“其实更愿去金堂”的意见。如果搬去金堂,中石油花不了现在这么多的环保投资。正因为非得在彭州不可,所以就不计代价上环保手段,超标准上措施。“只要国际国内能用的,都上。”

  向东说:“环保部当时是强烈倾向金堂。但能够让环保部最终认可彭州选址,肯定有更充足的理由在里头。这个理由是我们没有掌握的。”

  “为什么要选在彭州?我当时听到的理由是,那块地已经为发展工业留出来那么长时间了,你要再不建,当地老百姓不干。”时任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并经手签发该项目环评批文的祝兴祥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在另一时间和地点,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也这样告诉本刊记者:“给我们说的理由是:那块地已经冻结了很长时间不让发展,盖房子都不让。你再不上,地方老百姓不同意。”

  祝兴祥说,他并不认为西南地区或者说四川省要布局一个石化产业有什么错,他也不喜欢反对一切石化厂或者“妖魔化”石化项目的极端环保主义,但从合理选址角度讲,最好连金堂都不要建。最初的时候,原环保总局对要在沱江流域建石化项目就很反对,因为沱江污染已经很严重,没有环境容量。但是后来不断谈判,四川省政府为了治理沱江下了好几个文,承诺能把环境容量腾出来。所以尽管批文批的是“未来时态”,但也只能相信政府的承诺,将对未来承诺能实现的事情当作满足要求的条件。最后给出的“可行”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可行”,其中包括砍掉一切下游产业,只能保留炼油和乙烯装置。

  最后,经过专家团队的反复讨论和争吵,环保部“有条件”地批复了石化基地的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

  专家的解释和宣传

  曾经作为评审专家组成员的成都市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水资源专家黄川友,在激烈的评审会现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也表达过“背景情况,应该说金堂更好”的观点。

  2013年2月,本刊记者以四川大学学生的身份向他咨询时,他接连用“片面”“幼稚”“不懂”等描述反对选址彭州的人。

  黄川友说,沱江的环境容量已经大大改善,“过去长期不达标,现在起码有8到10个月是达标的。”而彭州石化项目,“一天达标排放的废水量只有几千方。”用水是用岷江的水,跟湔江没关系。岷江下来400个流量里面它只用几个,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他所陈述的这些理由,有的跟事实不太相符。石化基地已经在水量匮乏的沱江源湔江建站取水,岷江调水仅是停留于纸面上的说法。

  在黄川友看来,废气排量也是微不足道的。“连二分之一,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的街边废气量都达不到!”他说,所谓“街边废气量”就是烧烤。

  作为全程参与项目评审过程的专家,黄川友以“真正了解情况”的权威身份,不断为“不明真相”的质疑者们作解释和宣传。

  他说:“我今天在政协会上还说,你们了解的确实是片面的。就从成都市民来说,我觉得越闹越吃亏。为什么呢?国家发改委是把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循环经济、环境友好的示范区来做的,原油进来,所有的产品出去,废弃的物质全部作为原料运用。现在不行啦,成都市一反对,就把炼油和乙烯放到这儿了,其他的下游产品,全部都弄走了。对成都是什么概念?脏活笨活我们干了,赚钱的被别人拿走了。”

  本刊记者调研时还发现,一些专家在关门讨论时说的话,包括语言逻辑,与开门后对社会公众的表态(或者不表态),有时会差异很大。本刊记者在采访其中一些专家时,有的表示出“不知道应不应该说”的为难,有的则超越自己的专业界限,离题甚远。

  “石化项目迄今为止已经投入300多个亿。”石化基地管委会的一位官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其中,代表成都地方参与投资并占十分之一股份的成都工投集团投入了30多个亿。在工程尚未完全结束,决算也还没有出来的情况下,已知的石化基地环保投资已有约50个亿。而根据最初的预算,环保投资是27.85734亿元(包括彭州市政府承诺居民拆迁投资7350万元),硬生生增加了近一倍。如果不在成都建下游产业的话,单是原本就“倒贴”的炼油和“稍微回本”的乙烯,不仅中石油不划算,成都的地方财政也捞不到多少好处。跟双方都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完全就是亏了。

  当初奋力争来的一个项目,在为地方政府创造了三百多亿的投资业绩,并让中间参与项目的各种乙方赚得盆满钵满之后,现在却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有哪些污染叠加效应

  不论是石化基地的环评报告,还是1000万吨炼油项目的环评报告,并未考虑“挡不住的下游产业”将增加的排放值。这些被多位专家质疑“污染可能更难控制”的企业集聚起来之后,将会造成怎样的污染叠加效应,尚不可知。

  虽然,环保部于2007年8月27日批复的环审【2007】332号文已经重申:“基地规划区存在地下水环境脆弱、纳污水体沱江已无环境容量、大气环境污染扩散能力差等重要环境制约因素,环境较为敏感,基地选址存在不足。因此,石化基地生产总规模应严格限制在1000万吨/年炼油、80万吨/年乙烯的规划目标,不再发展下游产品。”

  然而,依托炼油“龙头”,石化的下游产业链理论上是几何数量倍增的延伸,是最赚钱的部分,也是不需要都拿到环保部审批的部分。

  根据本刊记者的调查,就在彭州石化基地,四川省已经规划了十余个地方性的下游产业项目,进行招商引资的包括16万吨油浆热裂化项目和20万吨环氧乙烷深加工项目。这些均是重污染、高风险的石油化工类项目。

  其中,成都聚地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石化基地管委会与中石油签订了油浆供应协议,其生产沥青和柴油的油浆裂化装置紧靠着中石油厂区的南边,已建设完成,只待中石油一点火,便可跟着投产。

  这个项目投资5076万元,由3个私人股东合伙投资,由不具备化工石化类环评资质的成都市生态环境研究所编制环评报告,由不具备审批资格的彭州市环保局通过环评审批。

  腾不出的环境容量

  不可否认的是,成都市为了为石化基地腾环境容量,确实已经下了大功夫,包括关停排污企业、新建污水处理厂,等等。但承诺目标在具体落实的时候,难免受制于客观现实。

  原计划于2013年4月16日点火试运行的彭州石化炼油厂,终究没有如期点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否决了石化基地的排污申请,因为当初在作水资源论证的时候,地方政府发文承诺的沱江排污量削减、岷江调水等前提条件,均没有做到。

  不仅水的容量没有达到点火条件,大气情况也呈现恶化趋势。

  本刊记者查阅成都市环保局公布的日均空气质量报告发现,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即便是在彭州市的区县范围内,大气容量不仅没有腾出来,反而有些恶化。

  以几年间的3月份为例,2011年3月有14天轻微污染,其他全部优良;2012年3月全部达标,优或者良;2013年,与中国大陆地区大量城市集中爆发雾霾天气一致,成都也成了雾霾天气的重灾区,彭州地区在3月份有9天轻微污染,2天轻度污染,3天重污染,其中3月11日污染指数“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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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成都市原环保局局长王文斌在向本刊记者表示“彭州石化环评过程非常严格,建成后基本没有什么污染”之前,曾系统地向本刊记者讲述了成都市目前面临的空气、水等方面的压力。

  “我们的功能区还没完成达标。水没有环境容量,空气也没有环境容量。空气的老标准我们才临界达标,对照2013年开始实行的新标准,可吸入颗粒物就收紧了30%,我每年降低3%,十年才能达标。PM2.5治理起来难度更大……”王文斌说,成都的空气扩散条件差,原本就要靠“洗天”来保证空气达标率,也就是人工降雨,一年要进行五六十次。

  环境容量也并不是下文件、上措施就马上能腾出来的。据王文斌介绍,处理能力为10万吨每天的天回污水处理厂2007年就已经建成,但4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实际处理量只有2万吨每天,因为管网不配套,污水收不进去。

  在环评报告中,天回污水处理厂的10万吨处理量,是被计算为腾出环境容量的保障条件之一。

  “水资源已经没有承载能力了,大气也没有承载能力了”

  “调水”似乎也成了纸上谈兵。王文斌说,虽然近几年治理力度很大,区域水质有所好转,但仍然不容乐观。不仅是沱江,岷江的水资源压力也很大,府南河常年水质难以达标,完全没有生态流量。现在更是要进一步扩大都江堰灌区面积,叫“再造一个都江堰”。

  “都江堰管理局要保农灌用水,还有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在其用水分配里面,就很少考虑生态用水。”王文斌反复几次强调:“水资源已经没有承载能力了,大气也没有承载能力了。”

  他同时告诉本刊记者,下一步,成都市要针对石化的特征污染物进行监控,政府已经拨款九千多万元采购一批专用设备,用来对石化产业对成都的影响进行全面监测。

  但是,一直到2013年2月,在王文斌去世近半年之后,他所说的这批设备还没有真正到位。

  《瞭望凤凰彩票网站东方周刊》从石化基地管委会官员处得到的解释是,当时王文斌设想得很“理想”,想通过这一次,把石化基地的一级监测站、成都市的二级监测站以及彭州市的三级监测站全部装备起来。但事实上,财政哪里拿得出来那么多钱?最后落实到位的就是近2000万元的设备,石化基地与成都市环保局还“争夺”了一阵,最后由上级部门协调,“判”给了石化基地。

  2012年6月,王文斌因“抑郁症”入院,9月去世。他周围的熟人和朋友对本刊记者说:这个环保局长的工作压力确实很大。

  王文斌离世后不久,一场反腐风暴旋即席卷成都市,也重创了中石油,多名曾经参与或者主导四川石化基地项目的官员落马。继原成都工投老总戴晓明、原市委书记李春城、原中石油老总蒋洁敏等人陆续被调查之后,2013年10月,中石油四川石化公司低调换帅,原总经理栗东生等人也涉案被查。

  链接

  潜在的环境风险

  迄今为止,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尚未将公共卫生和健康的评价纳入法定的环评项目中,而美国等国家已有现成标准。

  在国家环保部组织编写的成渝经济区战略环评报告中,引用了美国国家环保局(EPA)使用的健康风险评估模型,对成渝地区2004年到2008年各流域可作为饮用水源地(地表水质在三类及以上)的断面进行了联合致癌物的风险率评估,其中指出:作为石化项目纳污水体的沱江,5年来的平均风险率为2.37乘以10的负4次方,相当于是美国环保局推荐最大可接受风险水平的2.37倍,已经“呈现较高的饮水健康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这还是按照国家地表水质量标准“达标”的水体断面进行的计算,与此同时,沱江还有许多断面水质长期难以达标,甚至为劣五类。战略环评报告指出:“属于区域重点发展的化工、石油炼化、轻工以及有色金属采选、冶炼等都将导致上述化学致癌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对于饮水健康风险具有叠加效应。”

  1000万吨炼油的13套联合装置,加上80万吨乙烯的9套联合装置,以及陆续上马的下游产业,究竟会给成都平原带来怎样的影响或者威胁?

  大气方面,根据1000万吨炼油项目最后版本的环评报告,正常生产状态下包括炼油、乙烯和热电站在内的石化基地的废气排放总量中,二氧化硫为2454.7吨/年,氮氧化物为4101.23吨/年,烟尘为502.1吨/年,粉尘为248.68吨/年,非甲烷总烃为13662.12吨/年,苯为270.992吨/年,甲苯为84.47吨/年,二甲苯为154.768吨/年,甲醇为85.78吨/年,硫化氢为7.6736吨/年,氨气为10.92吨/年。因为后期又有调整,并且取消了苯酚丙酮、双酚A和丙烯酸及酯三套装置,最终的排量数据有少许改变。

  成都市为给彭州石化项目腾出空气容量,承诺关停66家企业,这些企业基本以小砖厂、造纸厂等为主,腾出的容量类别主要是二氧化硫、粉尘等,并不能削减石化特征污染物,尤其是一些剧毒致癌的物质,比如说主要由连续重整-芳烃抽提装置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苯。

  水方面,根据1000万吨炼油项目的环评报告,在经过回用削减产生量之后,石化基地的废水外排量每年达到352.26万吨。这其中不仅有化学需氧量(COD)211.36吨,氨氮52.84吨,还有石油类17.62吨,硫化物3.52吨,挥发酚和总氰化合物分别1.76吨,苯和甲苯分别0.35吨,二甲苯1.41吨。地方政府为石化基地的废水排量“腾容量”的各项措施,也是基于达到地表水三类的要求对COD和氨氮的总量进行减排控制,对特征污染物并无有效的削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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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下属的《瞭望东方周刊》4月3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杂志上,由于发表了一篇由记者刘伊曼撰写的有关“彭州石化”项目的报道,该期杂志已经遭到封杀。

  据海外的博讯网消息,这篇报道题为《为什么非得是彭州》,描写了耗资三百多亿的“彭州石化”项目立项审批和整个官方利益链条博弈的全部过程。凤凰彩票平台

  报道还列举了“彭州石化”建成后对环境的各种潜在威胁,文中采访了大量专家,比较清晰的显示了选址彭州是个“石化定时炸弹”。

  目前网上转载此文的连接都已被删除。

  据了解,著名环保人士谭作人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刑五年,与他反对此项目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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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记者4月3日深夜通过网络上公布的手机号码,联系上了4月1日在广州声援茂名而被抓的九人中的彭梦静。

  博讯记者:一号那天你们九个人被抓后警方都询问了什么?

  彭梦静:只是录口供,把被抓过程说了而已,回到茂名也只是教育,没事

  博讯记者:什么样的教育?

  彭梦静:这个怎么说呢

  博讯记者:为难?我理解,毕竟你还生活在大陆

  彭梦静:没有 那你等一下

  博讯记者:好的,(一两分钟后)在被抓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暴力对待?

  彭梦静:在广州被抓捕的时候,我没有遇到暴力对待,但是其他被抓的人有被暴力对待。他们手臂和脖子有伤痕。但并不严重 。这可能与反抗的程度有关。

  博讯记者:给你们做笔录是一样的吗?有没有区别对待?

  彭梦静:做笔录的时候我们是分开单独做的 事后我们互相了解以后,问的内容大致相同,没有区别对待

  博讯记者:做笔录时有没有令你印象深刻的问题?

  彭梦静:里面又问组织者是谁

  博讯记者:你怎么说呢?

  彭梦静:但是我觉得广州这一场活动是自发组织的

  博讯记者:当时在警局里是什么情景?

  彭梦静:在广州警方限制过程中,他们应该保证我们的饮食与休息,但是这个他们没有做到 我们坐在沙发上度过了慢慢长夜,当时挺冷的。

  博讯记者:没有吃饭?

  彭梦静:警方没有提供,但是有其他茂名人给我们送来了饭菜

  博讯记者:警方估计问了你们每一个人谁是组织者,他们不会关心别的

  彭梦静:嗯 22小时后茂名警方要求把我们带回当地司法机关处理

  当时就回了茂名,再回到我直属司法机关

  博讯记者:在车上大家是沉默还是互相鼓励?

  彭梦静:沉默 不过我们可以聊天

  博讯记者:茂名警方是给你们九个人一起做的教育,还是分别教育

  彭梦静:分开谈的 首先我们回到茂名,我们得到了尊重 政府跟警方没有为难我们,我相信他们应该不会无故去殴打群众 ,有一部分闹事者,拿了石头,啤酒瓶,以及威力较大的炮仗 ,他们主动袭击警方,警方在自卫的过程中,群众认为警方攻击群众,所以就导致了后来的受伤事件

  博讯记者:这是警方告诉你们的吗?

  彭梦静:嗯,警方说的

  博讯记者:警方有没有相关证实他们说法的现场视频或其他资料给你们看

  彭梦静:这个没有资料…其实教育的过程是沟通的过程 ,我们在广州的茂名人,目前存疑的问题上,他们给我们解答

  博讯记者:比如?

  彭梦静:在PX这个项目上,他们也没有很肯定地说对人体有伤害,我也希望政府可以拿出相关地权威机构的证明。在公职人员以及学生被迫签同意书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回答是签了保证书,保证部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在伤亡上的答复是受伤有,但是游行死亡并没有,只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博讯记者:你看到保证书的内容了吗?

  彭梦静:没有

  博讯记者:你的亲戚朋友怎么说茂名游行的?

  彭梦静:我的家人没有参与

  博讯记者:大连相关PX项目的抗议也曾轰动一时,但是这个项目并没有改动,当时大连相关领导也是做了承诺和保证的,你觉得的在利益面前,政府依然可信吗?

  彭梦静:大连那边我没了解过 ,目前我也不清楚,我会继续了解政府动向吧。

  博讯记者:回到茂名后有参加茂名的抗议活动吗?

  彭梦静:没有

  博讯记者:有什么原因吗

  彭梦静:我们再参与不经申请通过的游行,可能真的要被拘留了

  博讯记者:和其他人有联系吗,他们是否也常有媒体采访?

  彭梦静:这个不清楚,因为都在各自家中…有些人手机还在广州的亲友手上,没有带回茂名。

  博讯记者:观东琴被抓时,警方对她很粗鲁,你当时看到这情景没有?

  彭梦静:我们了解,在广州派出所的时候,她跟我们讲了

  博讯记者:她怎么说的?

  彭梦静:比较像对罪犯一样吧,在警车上被要求抱头,她描述的也只是警方的不对而已

  注:在对彭梦静采访前,记者拨打了其他几位当时人的电话,大都无人接听,观东琴手机总是正在通话中,其中一个电话被一位男性接了,在记者问“说话方便吗?”只听得一句简单回复“不方便,就这样吧”就挂了电话。彭梦静是唯一顺利采访到的一位当时人,她的手机及网络信号也都畅通,不论是先前打电话约访,还是两个小时的微信采访,都未曾出现过中断。

  采访中,彭梦静强调了几次外界对茂名警方妖魔化了,她相信政府会顺应民意,“事实很多方面是一部分闹事者在捣鬼,并不只是政府的错”,她措辞谨慎。她认为网上很多报道是失真的。

  在采访彭梦静之前,记者在采访另一位经历了警察暴力维稳的茂名市民杨先生时,通话质量比较差,谈话中记者和他时常会“喂,喂?”来确定能听到对方。

  杨先生表示他现在已经在一个距离茂名100(公里还是里,没有听清)的地方,他说:那个记者招待会,太假了,他们没有说真相,我们茂名人不信的,他们隐瞒真相。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到警察用警棍打人,五六个人打一个,还有两个男的都打倒在地不能动了,警察还继续打。我看那两个人可能已经死了。

  博讯记者问,当时是否看到警察开枪,知不知道准确的伤亡情况?杨先生说,他没有看到警察开枪,他看到警察拿着警棍打人,他本人也被打了,但是伤势不重。具体伤亡情况不知道,“我去街上,大家都不认识,都是茂名人,上街抗议”,“唉,共产党这样,有些事我也不好讲,他们打死人就不犯法,都不讲理的,我们也很无奈”

  博讯记者问他现在能不能同还在茂名的朋友联系,他说,当地网络不正常,网速慢,卡,断线,朋友圈啊朋友之间这些消息他收不到。他现在也不了解茂名现状怎样了,因为消息不畅,记者问他知不知道今天官方说的投票一事。他说不知道,并称“年轻人进茂名都被警察问,登记身份的”

  记者问是否可以告知还在茂名的朋友联系电话,他说他现在已经不在茂名所以敢接受采访,他的朋友还在茂名,不方便说。记者问是否当局不让茂名人接受访问,电话就断了,再拨打杨先生已经关机。

  另,网上有观东琴被抓捕时的视频,虽然场面混乱,但是还是很明显的能看出观东琴被三个警察野蛮拉扯拽离时两个男孩试图从警方手里救回观东琴,观东琴本人也用粤语说着什么,其中很明显看出两个警察是女警,很健壮,撕拽瘦小的观东琴很用力的样子。观东琴在刚被抓进广州公安局里时对电话采访她的媒体新唐人说“2点(下午)左右被抓(警局),有一个女的警察打我,还有另外一个男的被打,脖子都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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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组图片是4月1日观东琴一行九人被抓时另一组视频镜头的截图。当时一个男孩被围殴倒地,男孩亲属上前跪求警察不要再殴打的情景。

  视频中哪位黄衣女士跪下后警察并未放弃殴打,几个人围住青年试图拉他去别的地方,黄衣女士上前冲破警察围住男孩的圈子,再次跪倒,依然无法阻止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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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时报》近日报道:江泽民就反腐风险向习近平发出警告,称意在警告习近平,不要对党内高层太多权贵家族或亲信网动手。而最近贪腐报道涉及级别最高、最具体的就是李鹏家族的贪腐。博讯报道指出,李小琳为此赶回北京和李鹏商议对策。

  博讯驻京记者了解到,针对近期关于李鹏家族的报道,李鹏亲自出手,动用自己经营多年的关系网,降低报道的影响,力图禁止报道。而江泽民针对反腐并没有发出所谓的警告。消息人士向博讯表示,这个消息应该是害怕反腐反到自己头上的人放风,而放风的具体人应该在位,因此能令外媒“信服”。消息人士指出,李鹏家族是最可能放这个假消息的人。

  博讯日前报道曾指出,反腐应该不会动李鹏,因为他的背景和一些中共约定俗成的规则。但通过报道敲打一下他和他的家族还是可能的。据悉,有“六四屠夫”之称的李鹏目前身体仍健康。

  关于周永康案,博讯了解到,在习近平出访期间肯定不会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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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我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发表《战后秩序崩盘 “正常国家”登台》时,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是言过其实。那篇文章谈的是东亚局势,没有提到俄罗斯,但刚刚过了两个月,普京猛然跳出来在乌克兰投出一枚巨型震撼弹。我不得不再次指出,战后秩序已经无法再维持,一个大动荡的新时代已经露出了狰狞面孔。

  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错综复杂,用任何一种黑白、正邪二分标准(最常见的是专制/民主二分)去解释都是片面的,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乌克兰的乱局也不仅仅是西方与俄罗斯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的问题,或谁赢谁输的大国零和博弈问题;问题的根源是,全球治理出现了系统性的差错。

  为什么出现系统性差错?由于冷战后秩序是西方主导的,那么,一个合逻辑的推论就是:西方国家对于冷战后秩序、特别是对于中俄两个后极权主义大国处置不当。

  苏联东欧阵营解体,西方掉进因过度乐观而导致的全球治理盲区,以为天下从此太平,只剩下几个”流氓政权”需要修理。于是,一方面在改进全球治理秩序上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在局部热点问题上轻举妄动、滥用武力。

  简单说来,冷战后秩序是由两个”国际警察”维持的:联合国的授权提供合法性,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提供军事实力,两者缺一不可,但这种安排漏洞百出。首先,联合国的制度设计只不过是二战后几大战胜国之间的权宜性安排:五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一票否决,联合国便整体瘫痪;联合国大会100多个国家无分大小,几万人口的太平洋岛国和13亿人口的中国都是一国一票──这种制度如同儿戏;美国承担着国际警察的重责,对维护世界秩序贡献巨大,但却声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公信力大打折扣。

  其次,从北约轰炸南联盟、承认科索沃独立开始,美国和西方国家没有联合国的授权或密切合作,更没有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框架进行必不可少的修补或重建,就轻率、武断地对多国进行武力干预,既带头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又没有代之以获得国际共识支持的新国际秩序,原本应该是秩序维护者的西方联盟,成了秩序的破坏者。现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一肚子不满,恐怕很难用”专制独裁的中俄反对民主的西方”这种意识形态黑白二分视角,把西方的责任一笔勾销。乌克兰危机固然是一心留恋苏联红色大帝国”辉煌历史”的普京一手挑起的,但是,北约违背德国前总理科尔对戈尔巴乔夫的承诺不断东扩、不经联合国授权轰炸南联盟、承认科索沃独立,毫无疑问给普京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借口。

  那么,西方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俄这两个后极权大国?

  冷战后的中俄和冷战期间的中俄虽然有其历史继承性,但性质上却大不相同。现在的中俄是两个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摇摆的转型中国家,未来走向哪里是不确定的,过去那种”彻底埋葬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狂妄早已烟消云散,因此,西方拉一拉可以往民主走,推一推可以往专制倒退。这就需要有超越专制/民主黑白二分的新思维、新分析工具;尤其是,需要以硬实力为威慑、但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硬实力,而以软实力的运用发挥为主导。但我们看到的景象却恰好相反,西方国家大大低估了自己的软实力,大大高估了自己的硬实力,急于用武力干预解决问题,不但中俄两国的执政者,也包括越来越多的精英和民众认定,要想有国家安全,就只能依靠硬实力甚至核武器与西方对抗,别无选择。

  于是,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趁势崛起。”民族主义”历来是许多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盲点,英国、法国二战后在其前殖民地,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失败,在伊拉克、阿富汗战后重建中遭遇的重重困难,以及在处理与中俄两大国关系时的屡屡失误,都和聚焦于专制/民主意识形态二分,低估民族主义的强大感情力量密切相关。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超越意识形态二分的狭隘视角,客观公正看待中俄两国的实际情况,不难看到,这两个国家当中热衷自由民主的国民迄今为止只限于少数、甚至极少数西方化的精英,绝大多数国民心心念念关注的是国家富强和生活改善。而恰恰是在这些地方,西方国家对之不屑一顾,不但不去设法削弱反西方反美的民族情绪,反而极其简单化地把民族主义看作仅仅是专制政府的操弄,以为只要把专制政府搞垮,自由民主自然就会从天而降。实际效果怎样呢?越来越多的两国民众被西方的错误政策驱赶到政府一边,促成了专制政府和极端民族主义民众之间的反西方大联盟,令自由民主派越来越势单力薄。

  在西方学界和媒体上,黑白二分法泛滥成灾。二分法从古希腊柏拉图时期就开始渗入西方文明,两千多年来被不断强化,早已成为西方文明的基因之一。国际关系学说领域也一样,西方总是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遏制/接触、硬实力/软实力等等二分性的极端之间摇摆,现实主义者热衷于和专制政府做买卖,理想主义者只爱听和自己意识形态一致的意见,双方全都由短视的机会主义政策主导,整体上既没有长期一贯的战略战术,更不考虑言行一致的国际规则创新和践行,于是,全球变得越来越无序、越来越混乱,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西方在对乌克兰问题的理解上至今依然是就事论事:谁正谁邪、谁输谁赢,几乎没有看到从”国际关系游戏规则的公平正义”角度看问题的人,似乎规则没问题,只是普京之辈破坏规则,然后如何惩罚违规者的问题。我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我们现在面临着新一轮大国之间剧烈冲突的零和博弈局面,冷战后秩序已经风雨飘零,出路只能是:把零和博弈的恶性循环,改换为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而这就必须创建新游戏规则──创建足以遏制恶性循环、保障良性循环的新游戏规则。显而易见,冷战后由联合国和美国及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无法维系,新的公平正义的国际规则亟待建立。但中俄两国官方提倡的所谓”多极世界”是个坏主意,那是国际关系外行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多极世界等于混乱无序世界,那比现行冷战后秩序还要坏得多。必须另想办法。

  也许应该创建一个类似美国最高法院那样的国际宪法法院?由联合国主导,全体会员国协商修改国际法、制定国际宪法,由国际宪法法院裁决国际纠纷,各国按比例出资成立国际警察部队,执行国际宪法法院的裁决。当然还可以有其它办法,但全球治理不动大手术恐怕是不行了。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附录】

  周舵:战后秩序崩盘 “正常国家”登台

  得到多数国民支持的日本安倍政府铁了心,要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各国主流舆论似乎普遍低估了日本此番作为所预示的凶险前景。这不是日本一国”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那样简单表面的问题,因为时代大为不同了,历史不会简单重复。真正危险的是,它预示着二战及冷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旧秩序即将破碎,和平新秩序却遥不可及,一个冲突、动荡的新时代已经露出了狰狞面目。

  笔者认为,症结在于现有的战后(二战和冷战后)秩序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权宜之计,说到底是”不正常”的(姑且这么说吧,准确说是”不健康”的)──不仅日本认为不正常,决心”修正”它,中国口口声声维护战后秩序,实际行动却是越来越强硬地渐进式修正着这一秩序,而美国也已经力不从心,开始想要甩掉”世界警察”的重担了。种种迹象都表明,二战和冷战后的旧国际秩序事实上已经濒临瓦解,”正常国家”即将登上历史舞台,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大趋势,中日钓鱼岛争端不过是引爆整个局势的第一条导火索罢了。

  对于钓鱼岛争端,国际主流意见基本是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说的”大国实力平衡”角度看问题,认为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旧的实力平衡,必然要挑战以美国为首的现有国际秩序。但是,这种理论无法解释日本安倍右翼政权咄咄逼人的内外政策。要防堵中国,日本最明智的办法是维护美日韩三国同盟,继续让美国挑大梁,并不需要推翻战后秩序、和平宪法,成为所谓”正常国家”。很多人认为,与其说中国是”修正主义者”,倒不如说日本更像是修正主义者──持这种看法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韩国人也不在少数。

  事实真相是,钓鱼岛问题不是中国挑起的,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日本极右翼头子石原慎太郎,是他发起募捐,要从私人手里买下钓鱼岛,计划在岛上兴建各种设施,野田政府不去强力阻止,而是趁势由政府买下钓鱼岛,事先既没有和中国沟通(这恐怕不仅仅是”考虑不周”吧?),事后又一口否认中日之间”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默契;更荒诞的是闭眼不看现实,明明每天都在争议着,却坚持钓鱼岛主权”不存在争议”。这一切和”中国崛起”有什么关系?用网民的话说,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日本极右翼要推翻战后秩序,废除美国强加的和平宪法,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他们想干这件”举国大业”,是心底里与生俱来的炽热愿望。这些老派日本人留恋战前日本爱国一心、牺牲奉献、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对当今日本年轻人的私而忘公、享乐主义忧心忡忡,他们内心有种深深的焦虑,认为照此下去,日本只有沉沦一条路。说到底,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战后秩序的合理性合法性,相反,他们根本不承认日本的侵略罪行,不承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个好用的借口,不过是他们利用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忧虑,企图把美国人拉到自己一边,给他们的”正常国家”美梦开绿灯的策略而已。仇中是表象,反美才是实质。

  当然,并不是所有支持安倍极右政府的日本人都这么反美。很多安倍政府的选民可能并没有走这么远,但是,他们和安倍这一路政客的深层心理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得到平等对待,得到承认,得到民族尊严,而这就势必要成为”正常国家”。这是人之常情,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都没有理由阻挡;更重要的是,谁想挡也一定挡不住。我们不要再白费功夫,企图强迫日本继续接受战后秩序。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才是必须认真思考的大事。

  首先要看清世界大势。就像”台风来了,猪都会飞上天”;顺势而行,想不成功都难;逆势而为,必败无疑。而这就需要正确理解二战前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之间的重大差别。

  二战后国际秩序和一战后的最大区别是,一战后国际秩序基本上是无政府状态,但二战后不然,有了两个有权威也有实力的国际警察,一个是联合国,另一个是美国。联合国提供合法性,美国供应硬实力,合在一起,才有了”国际秩序”这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

  问题在于,美国一边当着国际警察,一边宣称”美国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一国充当国际警察,这就让当今的国际秩序虽然勉强有效,但漏洞百出、”很不正常”,美国也因此成为了一个不太正常的国家。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令美国大出血,又几乎一无所得;2008年的经济危机,更让美国国际地位相对低落──且不论美国是不是绝对衰落──美国或迟或早,必定要调整自己的国际角色,变得比较”正常”起来。

  但不管美国如何调整,毫无疑问,没有任何一个其它国家可以代替美国的国际警察地位;中国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干这件事──现在没有,50年之内都不行。

  美国的鹰派势力一方面夸大了中国的实力──实际上中国的硬实力远不如美国,软实力更是根本谈不上──更依照军方的零和博弈观把中国实力的上升片面解说为必定会和美国冲突;另一方面又大大低估了中共政治改革的良性发展前景,似乎凡是自称共产党的天然就是民主之敌。可是,现在”共产主义”只不过是挂在墙头的标语口号,迫不得已时喊几句敷衍了事而已。习近平说中国不输出革命,这更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的基本事实,背后的潜台词是,改革开放的中国不是德国、日本和苏联,中国不想征服世界(不称霸);就是想,也做不到。因此,美国的 “重返亚太”纯属多此一举,有害无益。

  笔者认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值得认真看待,据此推测,中共下一步走向法治、宪政,走向所谓”新加坡模式”不说是必由之路,也可以说是大概率事件,只不过,民主可能还要再往后放放而已。多一个新加坡,从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角度看,对美国有什么”威胁”可言?

  美国不可能不调整,现状已经不可能维持。所谓”重返亚太”这种有意图却无实效的围堵诈术,除了强化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愤青和中国军方鹰派的反美立场之外,毫无效果。中方的反应直截了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强硬对强硬,不但海监船和飞机巡航钓鱼岛常态化,还单方划定防空识别区,出台南海新规。”围堵”要想有用,必须以战争决心为前提,而地球人都知道,核大国开战是发神经病。

  为了在收缩战线的同时勉强维持既有秩序、对他们心目中可能性越来越大的”中国威胁”预作准备,美国不得不把部分安全责任交由日本承担,交换条件,就是放松对日本的管制。他们似乎并不认为这是放虎出笼,理由是,日本是民主国家,不可能和美国翻脸。但日本极右翼并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者,安倍、麻生等人高喊的”价值观外交”、”普世价值”、”自由繁荣之弧”现在不过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牌而已。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虽然未必是安倍等人的真信仰,他们也不大可能走当年先辈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但是,一旦得手,极端民族主义才是他们的主旋律,民主、自由、人权,所有的”普世价值”都要服从这个主旋律。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怎么看日本的”成为正常国家”?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了。

  第一,根本不必操心日本再走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老路。

  第二,日本不会和美国”翻脸”。因为日本和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都有历史旧账没算清,照日本极右翼的做法,日本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坏,强敌环饲之下,美日同盟当然对他们非常有用。但是,日本将会和美国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搞不好会成为类似中美关系那样既合作、又闹别扭的关系。日韩同盟就更别谈了,两国关系不坏上加坏就不错了。

  第三,不谈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纯讲国家利益的话,对中国国家周边安全局势最不利的局面,无过于美日韩三国结成针对中国的强固同盟,齐心合力阻止中国崛起。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恰恰是会瓦解美日韩三国同盟,所以很清楚:到此为止,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对中国大大有利。

  第四,可是别忙,还有最值得担忧的,是日本会不会悍然开发核武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之后,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日本发展核武的强有力约束。毕竟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很可能还有以色列和伊朗)都在这么干。特别是,如果和中国的关系极度恶化,甚至走到战争边缘的话,日本开发核武器简直就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了。把这个因素也考虑进去,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对中国是喜是忧,结论就会很不确定。

  第五,前面已经说过,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而且,中国和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中美日三国迟早都要成为”修正主义者”,谁都不可能继续维持现状了。中美两国的差别只在于,中国对此越来越目的明确、手段强硬,而美国既不情愿放弃旧秩序,又有心无力。

  这就是本文标题那句话了:战后秩序崩盘,”正常国家”登台!最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准备好了吗?大家准备好了吗?

  在笔者看来,没有,谁都没有。整个世界就像一艘大船,眼看就要驶进风暴洋,却有帆无舵,既无处下锚,又没有船长,船上几个肌肉最大块的乘客还在不顾死活,一心只想互相斗殴,置对方于死地。

  怎么办呢?看来只有一个办法:

  由联合国主导,中、美、日三国为核心,俄罗斯、韩国、朝鲜、东盟加入,大家坐下来认认真真谈判,谈出一个类似二战后欧洲的欧安会协议那样的亚太安全协议,各国切实遵照执行;在此之前冻结现状。否则,就只好走二战前欧洲人的老路,为几个没人肯住、只有鸟去拉屎的不毛荒岛大打一仗,打得大家都筋疲力尽、两败俱伤之后再谈。那又何苦呢?

  (本文作者周舵是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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